苹果日报 2005年1月23日 Always on Sunday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我的「忏悔录」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甚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七十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宾士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宾士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 BMW745的车，我穿着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呢？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甚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甚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没有甚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甚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甚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画，上街去游行抗议，设法去颠覆体制。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份，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资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甚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甚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中国的妇女在极不人道的工作环境里为耐吉做苦工，但我不会因而不买耐吉的运动鞋。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很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
龙应台回覆长子的信
消极和积极的道德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甚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份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 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甚么胆汁、用甚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甚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甚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甚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甚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甚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 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甚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甚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甚么，不做甚么，做不到甚么。
我不觉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甚么了不起，你觉得呢？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