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我的Blog!
这里记录我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广州电信耍流氓
中国互联网上充满着各种流氓，大家感受最深的是“流氓软件”。不过现在有一个可以管得住一百多号流氓的东西－“360安全卫士”。大家并不见得有多喜欢周鸿袆，只不过给流氓欺负惯了，突然有个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大家也就自然傍了过去，也不管他之前也是个大流氓和以后耍不耍流氓了。其实对付电脑上的流氓还好办，最多我用Firefox或者装什么spybot、超级兔子或者现在的360安全卫士。但是有一种流氓是很难对付的，那就是运营商的流氓行为。比如，运营商调整个计费日期，就可以从用户手上多收一大堆钱，或者电信破坏VoIP的行为。
为什么说难对付，因为运营商掌握了网络的传输介质，它可以在任何一层做手脚，用户端是无能为力的，比如假扮IP，用户端根本无法分辨数据是否真的是由对方IP发过来的。所以装什么样的软件，做什么样的拦截都是徒劳的，除非换一家不耍流氓的运营商。之前拦截VoIP的时候，电信已经采用了假扮IP的办法。最近发现正常的浏览网页，广州电信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干扰，目的还不是很清楚。最近上网的时候，发现浏览器总会弹出一个指向http://59.42.71.199/ndatin.aspx的窗口，最初以为是又中了什么插件，查了很久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窗口还是照弹。用google一搜，发现了很多介绍这个的文章：
总的来说，就是电信为了某种目的，使用在路由器假扮IP的方法，向用户发送数据包，我通过抓包，发现了这样一段代码：
懂html的人就知道怎么回事，假扮对方IP，发送这么一段代码，先弹一个指向http://59.42.71.199/ndatin.aspx的窗口出来，再马上重定向到你真正想去的网站上。如何知道是假扮的，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是看http协议的头，这个http标记的服务器是：Server: Apache/2.0.43 (Unix)，而实际上，我网站上用的apache的版本是1.3的。
打10000号，电信的人死活不承认是电信搞的东西，所以我又做了一点功课，通过端口扫描，我发现59.42.71.199开了好几个端口，其中800端口打开是这样的：
3000端口打开是这样的：
6000端口打开是这样的：
7000端口打开是这样的：
看来后台老板是广州电信，但是干活的是深圳傲天了。
关于这件事情，我有几个担忧：
- 假扮IP是不是妨碍通讯自由，因为妨碍通讯自由是违法的。
- 电信如何保证这种方法不被滥用或者用于违法的目的。比如假扮网上银行的IP，把你访问的网上银行的页面替换成另外一个服务器的页面，和原来网上银行的看起来一样的，骗取你的帐号和密码。
- 如果拿来推广告或者有其他目的的服务器给别人骑劫了怎么办。59.42.71.199这部机器是Windows 2003，用的是IIS6，而且打开了远程终端和PC Anywhere的端口，如果IIS6出现了另外一个安全漏洞，这部机器给人骑劫了，拿来当成传播病毒，或者钓鱼的工具怎么办。
- 如果纵容这种现象，会不会又象流氓软件一样，以后无所不在。浏览网页可以弹出广告，那发email为什么不能在email的前后加点广告呢，用QQ或者MSN会不会也在聊天的中间会给插一些广告呢。这样的结果是流氓软件可能会消失，因为流氓软件花了那么多功夫，其实想做的事情也是这些，还不如运营商来得干脆，我就直接在你网络底层插，你吹咩？
当然，运营商耍流氓的的手段已经不只这个，地方也不限于广东了：
如果不加强监管，以后中国互联网会是个什么样子？
-
办公室外的风景
广州象个大工地
这么多楼盘开工，楼价还是高啊
不过还是有烂尾楼和荒地
建设文明城市
老房子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屋顶养鸽子和狗
石屎森林中间的传统建筑
“错落有致”的石牌村
-
也纪念一下今天
今天，在“不许联想”那里看到这个。我读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一百个人的十年》。所以还不算是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
40年前的今天，我父亲拿着填好的大学志愿去学校交（那时候是知道分数后再填志愿的，比较科学）。看到了通知，看到有人在贴大字报，也就跟着轰轰烈烈地投入到那场运动中去。10年过去，国家的经济、政治、道德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当初最积极的参与者们也才发现自己被人利用，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父亲的大学是没有上成，连高中毕业的证书也是多年以后，办一个什么执照需要，才由我从学校里帮他领了回去（我和父亲是上同一个中学，说明潮州金山中学的档案管理工作做得非常好，经过了这么多年，老三届的毕业证书都可以保存下来），很大的一张，象奖状一样。儿子帮父亲领中学的毕业证书，这也是那个时代荒诞的一个延续。我考上华工那年，父亲送我到学校，漫步在华工的校园里面，他才告诉我说，当年他的第一志愿是华工的机械系，第二志愿是华工的无线电系，那时，我相信他的心里肯定是感慨万千。
这里转贴一下“不许联想”里面提供的录音，作为一个纪念。
-
由FB假被封和BlogSpot假解封说起
世界上最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除了女人的心外，应该就是中国的G～F～W了。
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FeedBurner被封后来又解封的事情，到了现在也没有个结论。
Blogspot.com解封，根据幻灭的麦克风的说法，是因为blogger的故障，临时把DNS指向了另外的服务器，G～F～W还没反应过来的缘故。
中国ZF其实已经在不同场合间接承认了G～F～W的存在，比如：江～泽～民接受华～莱～士访问的时候：
华：主席先生，你为什么封～锁～网～站，包括
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理由何在？你不信任人民从网路上取得信息及学习吗？
江：我希望人们将从网上学习很多有用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网上有时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网上的色～情内容–对我们的年轻人伤害很大。
华：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没有色～情的东西。
江：它们被禁可能是因为有些政治消息的报导，我们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还有最近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官员的一些发言：
摘录几段：
刘正荣说，有些境外互联网网站刊登了违反中国法律的内容，主要是淫～秽～色～情或恐怖内容，中国通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采取了必要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
刘正荣强调，中国没有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网站实施特别标准，中国采取这些措施的信息也是透明的。
刘正荣强调，在中国不能浏览的境外网站数量是非常少的，中国与境外的信息沟通是顺畅的，境外知名网站都是可浏览的。
刘正荣补充说，任何国家的～警～察和执法机关对网上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的话，都是不可理解的。刘正荣研究过美国的《爱国者法》，该法对美国的执法部门如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和通信行为做了具体的规定。
中国ZF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尽可能限制那些违法、违背社会道德，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内容在网上传播。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外国公司如要在中国进行运作，也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于这些表态，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 G～F～W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 G～F～W的存在是符合中国的法律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一般做法的
- G～F～W只过滤那些违法、违背社会道德和对青少年有害的网站
我向来是赞同“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我一直认为解决问题比分清楚谁是谁非要重要得多。既然我们政～府认为，按照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我国的国情，G～F～W的存在十分必要，那么我认为ZF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G～F～W的存在并且把G～F～W制度化。
承认G～F～W的存在的最重要一点是公布G～F～W的管理机构。目前，如果我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出现什么问题，我知道我可以向公安局的出入境办公室查询，货物进出口遇到麻烦我可以向海关查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消息闭塞，如果我访问不了国外的某个网站，我是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机构查询的。运营商？答复肯定是，您再试试访问其他网站正不正常，如果访问其他网站正常，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不是他们的问题了。信产部？CNNIC？反正目前我的做法是，叫一个在国外的人试试，或者用代～理服务～器试试，如果正常了，说明给G～F～W封了。
G～F～W的制度化包含了下列几点：
1、设立预报机制。
由于很多国外的互联网服务做得很优秀，大量的网民都使用它们作为上网的日常工具。比如使用gmail作为自己和企业的邮箱，bloglines作为rss订阅的工具，FeedBurner作为管理自己网站的Feed的工具。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这些服务，但如果对于某个服务，我们政～府认为非封不可，能否有一个机制可以预先提醒一下，起码给大家一个备份数据，转至其他同类服务的时间。
2、设立查询机制。
就象我上面说的那样，当大家发现某个网站访问不了时，可以有一个地方去查询是不是我们ZF认为这个网站不能给我们访问。
3、设立沟通机制。
几年前，为开源社区提供服务的sourceforge.net也给封掉，据说是因为上面有些软件是可以让用户绕过政～府监管访问国外的网站。我们这些很依赖于开源项目的公司顿时傻眼了，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根本不知道可以向谁投诉这个问题。当时寻找可以绕过G～F～W的方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访问sourceforge。当然，后来sourceforge解封了，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设立沟通的机制的目的也就在这里了，一个是有关部门和用户的沟通，用户可以有途径告诉有关部门，这个网站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有害”信息只是占了极小的部分。另外一方面是网站和有关部门的沟通，有点类似于几年前Google～被～封的事情，通过沟通，后来吧“网～页快～照”放在独立的服务器上，G～F～W只封“网～页快～照”。通过这样的沟通机制，我相信很多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毕竟大部分上网的人只是为了获取某方面的信息或者服务，而不是为了颠～覆我们的政～权。
如果政府承认G～F～W的存在并将其运作制度化，我觉得至少有以下的好处：
1、大家不用再天天在那里抓瞎了。不用在为FeedBurner是否给封捏把汗了。查询一下就知道是否是“黑名单上的人”。是也不怕，有一段时间可以给你转移数据和服务。有关部门还可以和中移动合作，订阅G～F～W封网通知短信。对一个网站收1块钱就行，象FeedBurner这么多用户，个个都怕它被封了，能收多少钱啊？足以再向CISCO定购更加先进设备了。
2、防止G～F～W给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利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神通广大，认识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吹吹风，提供点数据就可以让他们如临大敌。如果广大网民也知道投诉的渠道，至少可以让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听听另外一面的观点。或者也不排除有部分“热心”的网民，会更主动地向有关部门提供境外“有～害”网站的信息，积极配合G～F～W的运作。
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到了最近一个很热门的东西《面对强奸，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看了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我发现深海水妖陈岚和李银河的观点总的就是：当强奸无可避免的时候，如何更加理性地面对它。
面对着我们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也象老罗一样，有时很想大喊一下：
我操这个世界！我操这个时代！
但我想得更多的是D.H. Lawrence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开始的时候说的：“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 我们所处的基本上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所以我们拒绝以悲剧的姿态来面对它。”
对于G～F～W，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以妥协的态度来面对它。你大可高调地说让它制度化不是等于承认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吗？你大可举出G～F～W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性，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Z～F认为它有存在的必要，一亿多的网民还要在它后面生活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更加合理的办法，让它尽量符合Z～F的原意，而不是沦为利益集团的谋利工具呢？
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中国，也就是在制度之外，高调地批～评中～国的制度，甚至要求西方制～裁中～国的人，我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为那些人基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任何风险的。我更加佩服的是那些在制度之内的，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冒着巨大的风险，尽可能地去改善制～度的弊～端，对制度去做有限度地抵～抗的人。比如：程～益～中、蒋～彦～永等人。
但愿我们的互联网、我们得社会能变得更加美好一点。
Update: 2006-9-6
经过这样的润色，文章终于可以顺利发表了。
-
坐了一回霸王车
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对付的士司机兜远路，如果那个地方我第一次去，那没办法，自认倒霉，如果我去过那个地方的话，我会按照上次的价钱给的，因为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你就是让我蒙受了损失，金钱上和时间上的。
我印象中我有两次坐的士少付钱，都是兜远路的情况。一次是在深圳，从梅林到火车站，走了无数次的路。一上车就和司机说去火车站，走北环，一般的司机都知道是走北环、泥岗路、洪湖北路，那天上车打瞌睡了，结果就发现司机错过了洪湖立交，兜到了水库，再到火车站，结果平时35块的车费，那天用了50块。我就只给了35块，他也自认理亏，二话没说就走了。
今天是在广州，从粤垦路去人民公园，因为赶时间就打的。打的还是白云集团的车，一上车就发现司机不是本地的，还特地和他说，是不是走先烈路会快点，他建议我走内环，在恒福出口下，然后走东濠涌过去，我没走过，而且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并且很信任白云的牌子，就同意了。结果就出问题了，他错过了恒福路的出口，结果就给兜到火车站，走解放北，本来26块的车程，走了36块，他还一点诚意都没有，还在骂广州的内环路，说错过了一个出口就要走这么远。知道这个上内环路还不打醒精神。而且火车站转到解放北的红绿灯位排长龙，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到达目的地后，我就只给了之前走先烈路时候的车费26块。我说本来我可以拒付的。在车里面的时候他还不敢说什么，等我出了车门，就从后面大声说我坐霸王车，可能想让我丢一下脸吧，我就当街指着他痛斥了一下。我再强调一下：
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你都让我蒙受了金钱上和时间上的损失。没有拒付已经是很仁慈的做法了。
-
原来这些好事都是您老人家做的啊
刘忠德爷爷太伟大了，总结一下，做了有这些好事：
- 那时候港台影星充斥舞台、荧屏，还有低俗的选美活动，我记得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个演出，成方圆唱通俗歌曲，但因为不是来自港台，观众就起哄，这太不正常了。很多人说文化部、宣传部应该发文制止，但这两个部门本身才几百人，24小时不睡觉看着960万平方公里也看不住啊。
- 凡中央媒体、省市媒体都不应该登港台歌星的演唱会和低俗的选美活动广告。
- “五个一工程”是我参与搞的，在当时，这是政治上的好节目，又是艺术上的好节目，大家又喜闻乐见。我要求文艺，既不“左”，也不“右”。
- 港台方面有些人就说我特“左”，说我反对港台同内地和大陆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我在任期间，港台和内地、大陆的文化交流是最多的。
- 虽然邓丽君的歌曲也有不健康的，但总的来说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她的很多歌有思想、有情怀，像《小城故事》我就很喜欢。
- 《霸王别姬》在国外得了奖，和《红高粱》类似，这个片子在客观上，也迎合了一些人对“落后中国”的想象，片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日本侵略者比共产党还爱京剧，另外，片中还有大段大段的同性恋内容。但他得奖了，如果国内不能播映，就成大新闻了。要播就得改，我看了五遍才想到怎么改，其中演员自杀的情节对社会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我把它改成剧中人自杀，两秒钟就解决了，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改了之后完全是两种影响。
- 赵本山曾演过一个小品，就是一串王八蛋的那个，开始是讽刺乡长大吃大喝。我看了三四遍，觉得这个节目需要改，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我就找赵本山，他很紧张，他说要是给毙了，以后还怎么吃这碗饭？我就帮他改，改了三四遍才改好。
- 我们现在做了几件事，我们向北京市幼儿园捐赠《党的知识(幼儿版)》，这个书挺有意思，目的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党旗象征什么，党是哪年诞生的等等。
- 我一听，八年啊，八年可以造就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也可以毁掉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我就找本子，但看了20多个本子，没有一个我喜欢的，于是我就自己写，可写歌剧是艺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但我的脾气是话说了就要做，我就下决心去学习。为了写我第一部歌剧《悲怆的黎明》，我把艺术学院的歌剧教材通读一遍，学完了之后，又有生活体验，这才写出来。
- 中国的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像人们说的，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原苏联的农业部长一样，是各部门中最难当的官员。因为他涉及到要用什么样的精神引导工作，国家能不能保持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非常重要。意识形态工作还涉及到国家的性质，国家要是变颜色，肯定是这个领域出问题，不是经济出问题。
- 比如，对音乐，提倡民族的和高雅的，不反对通俗的，通俗的要加以正确引导，有限度地发展轻金属、轻摇滚音乐，反对重金属，反对无调性音乐。
- 国家大剧院这事，我提过四点意见
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没让邓丽君来大陆是个遗憾(图)
如果不是因为对超女比赛发表异常严厉的批评，很多人不知道刘忠德是谁，而他过去的工作和亿万中国人紧密相联，那些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流行歌曲，甚至春晚上赵本山的小品，都和刘忠德有关。
从履历上看，他是国务院前副秘书长、中宣部前副部长(1990—1998)、前文化部部长(1992—1998)，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转任政协后，刘很少公开谈及任期内的所思所想。
刘忠德是谁？刘忠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他如何参与管理中国的思想文化工作？
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他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管理工作的一个亲历者、推动者，其中辛酸、荣辱，只有他个人最清楚。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问心无愧，任人笑骂评说。
2006年7月9目、16日、23目、30日、31日，《南方周末》记者五次采访刘忠德，前后进行了将近15个小时的对话，希望能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刘忠德。
一版的引言，即为本次采访中的几个片段。
再谈超女
刘忠德的办公室在北京东城文化部的一个院子里。推开办公室的房门，右侧墙上贴着歌剧《八女投江》的海报，海报上有八女投江的雕塑，还有刘题写的剧名。
《八女投江》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冷云、胡秀兰等八个抗联女战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英勇战斗，最后宁死不屈、投江就义的故事。
“就是在隔壁的房间，我说，‘超女绝不是艺术，是对艺术的玷污。’第二天全中国都地震了。”刘忠德笑言。
2006年4月20日，刘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值2006年超女比赛进入到海选阶段，当时的报道引述刘忠德的话说，“当时我在写中国剧《天鹅湖》，我说中国剧《天鹅湖》是高雅艺术，是民族文化，现在搞什么超女超男，这是对艺术的玷污，结果第二天，大报小报都用大大的标题，我主要是希望有关方面和主办单位要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不是针对孩子？
刘忠德：孩子还小，能有什么错呢？毕竟什么也不懂。后来，超女主办方和主管部门专程来到北京，他们说一定要认真对待我的意见，要有社会责任感。
而孩子们却并不理解这位“刘爷爷”的良苦用心。但刘忠德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喜欢高雅艺术，但并不反对通俗艺术，只反对低俗。
而也有对超女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是不同的，商业电视台播超女这样的节目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公共电视台不能在未征得观众同意情况下，播这种节目。
刘忠德：把国家办的和私人办的混在一起，把通俗的和低俗的混在一起，把国家导向和娱乐混在一起，总要有客观标准，比如什么“梦想中国”，也不是好节目，娱乐性不是不需要管理。
记者：可是电视台也要考虑收视率呀？当然也有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刘忠德：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也没有这么严重和绝对，收视率高的也有不好的，低的也有好的，也就是说，收视率不能成为惟一的判断标准。
经过3个多月，刘忠德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反复强调，有很多人支持自己。另一方面，这也和他的履历有关。
抵制“低俗”
1990年，刘忠德卸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中宣部副部长，1992年，又调任文化部部长，在文化部长任上工作 6年之久。
从1990年到1998年，刘在思想文化管理岗位上一共工作8年，这8年是中国变化最为迅速的8年，也是思想文化管理工作极为复杂的8年。
刘忠德：我1992年当文化部部长，那时候港台影星充斥舞台、荧屏，还有低俗的选美活动，我记得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个演出，成方圆唱通俗歌曲，但因为不是来自港台，观众就起哄，这太不正常了。很多人说文化部、宣传部应该发文制止，但这两个部门本身才几百人，24小时不睡觉看着960万平方公里也看不住啊。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为什么给港台歌星高出场费呢？因为有老板给钱，老板为什么给钱呢？因为有广告效应，媒体效应。
刘忠德决定来个釜底抽薪。
1992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他，刘忠德针对当时情况说，凡中央媒体、省市媒体都不应该登港台歌星的演唱会和低俗的选美活动广告。记者在当地媒体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消息。结果，江苏的两场港台演唱会夭折，老板撤资。
刘忠德不久去日本访问，《朝日新闻》转载了这个报道，还加上一句话：在中国的大地上，港台歌星和低俗的选美充斥荧幕和舞台的情景从此结束了。
刘忠德：其实，我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觉得，一方面不能让港台歌星全部占领我们的舞台，但也要保持和港台的正常文化交流。我的体会是，行政手段不是万能的，必须用经济手段，按事物的自身规律去办。“五个一工程”是我参与搞的，在当时，这是政治上的好节目，又是艺术上的好节目，大家又喜闻乐见。我要求文艺，既不“左”，也不“右”。
在六年文化部长期间，刘认为自己首先抓了文化体制改革，他说，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市场规律，也要符合艺术规律。港台歌星不“泛滥”了，但是舞台不能空。
记者：那您当时的做法有没有影响大陆和港台的文化交流？
刘忠德：港台方面有些人就说我特“左”，说我反对港台同内地和大陆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我在任期间，港台和内地、大陆的文化交流是最多的。
没让邓丽君来大陆是个遗憾
刘忠德始终不讳言自己的偏好：“我就是喜欢美声唱法，但邓丽君的一些歌我也很喜欢。”
1980年，邓丽君已在大陆家喻户晓，而在当时，她的甜美被称为“靡靡之音”，甚至是“黄色音乐”，当时颇受争议。而刘忠德说，他喜欢邓的很多歌。
记者：在邓丽君的歌曲中，您喜欢哪首？《何日君再来》、《甜蜜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只在乎你》还是《又见炊烟》？
刘忠德：虽然邓丽君的歌曲也有不健康的，但总的来说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她的很多歌有思想、有情怀，像《小城故事》我就很喜欢。
1992年，刘忠德刚上任文化部长，他就想作出努力：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
记者：为什么没有来？
刘忠德：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可刚决定没几天，报纸上登了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国。
记者：你不觉得遗憾吗？
刘忠德：这是我当文化部长时的遗憾之一，没有来大陆，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记者：如果她没去世，她就会到大陆来吧？您是不是要见她？您要是见她，会对她说什么？
刘忠德：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让她来大陆开演唱会的话，我自己也会招来很多非议，但是如果我不“拍板”，一级级向上请示，估计没有谁敢做决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定了就不怕别人怎么说。
刘认为，自己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提起“担当”，刘忠德又提起了1998年9月，歌剧《图兰朵》在太庙的上演。
记者：在太庙这样的地方上演，应该要担一些风险的。
刘忠德：那当然。《图兰朵》在太庙上演，如果一个烟头把太庙烧了，谁负责？《图兰朵》的指挥是印度人梅塔，是世界三大指挥家之一。为了能在太庙演《图兰朵》，梅塔找了我三次，前两次，我都没答应。第三次他说，他非常爱中国，当年周恩来总理到印度访问，他在街头举着中国国旗欢迎周总理，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让中国故事《图兰朵》在中国的太庙上演。他把我说动了。我说：行，如果发生什么事由我负责。
刘忠德是这么评价文化部部长的：作为一国文化部的领导，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立场要鲜明。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有许多优点”
在刘忠德的文化价值判断里，爱国爱党是极其重要的元素。依此标准，作为一名观众，刘忠德认为电影《红高粱》里酿酒时撒尿的情节就是不可取的。
电影《红高粱》的导演是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而张的很多早期作品曾被一些人指责为对“落后中国”的渲染。
记者：为什么不可取？
刘忠德：中国没这么落后，《红高粱》的一些情节客观上满足了某些人对中国的想象。但这部电影的摄影艺术在我看来是第一流的。
而陈凯歌作品《霸王别姬》中的部分内容也有类似“缺陷”。《霸王别姬》中对京剧表演者悲惨命运和对同性恋的描述，刘忠德认为“不可取”。
刘忠德：《霸王别姬》在国外得了奖，和《红高粱》类似，这个片子在客观上，也迎合了一些人对“落后中国”的想象，片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日本侵略者比共产党还爱京剧，另外，片中还有大段大段的同性恋内容。但他得奖了，如果国内不能播映，就成大新闻了。要播就得改，我看了五遍才想到怎么改，其中演员自杀的情节对社会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我把它改成剧中人自杀，两秒钟就解决了，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改了之后完全是两种影响。
刘忠德还提起了上世纪90年代一部叫《年轮》的电视剧。该剧描写了东北某地几个知青的聚散离合，在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知青前往原先下放的农村追寻那段岁月。
刘忠德：我认为主流是好的，但也指出他们的不足，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评“五个一”工程那年，文艺局很为难，因为有的同志说《年轮》是伤痕文学，不好。后来就没有参评，飞天奖也没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春节晚会上，经常能看到你的影子，春晚的节目你审得严吗？
刘忠德：赵本山曾演过一个小品，就是一串王八蛋的那个，开始是讽刺乡长大吃大喝。我看了三四遍，觉得这个节目需要改，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我就找赵本山，他很紧张，他说要是给毙了，以后还怎么吃这碗饭？我就帮他改，改了三四遍才改好。
记者：刚才说起电影，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导演？
刘忠德：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虽然社会上说法不一，但我认为他们还是有许多优点的。老导演有老导演的优势，但是第五代第六代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思想敏捷，有新意。有一年我们搞歌剧《图兰朵》，请张艺谋做导演，他弄了两个活动的亭子，把死的场景搞活了，很有新意。
记者：《无极》呢？
刘忠德：听说电影《无极》投资很大，出来的效果和这个耗费不相称。我认为，这些电影有缺点我们指出来就是了，没必要一棍子打死，这是最起码的修养。
在任期间，刘忠德参与审查过每部在中国市场上放映的外国电影。
刘忠德：当时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男人看战争中的女人，女人更伟大；第二，女人看战争，更残酷。
而这部电影一开头有个场景，女战士们在河边洗澡。
刘忠德：后来都被剪掉了，我当时就说，要是作者知道会不同意的，那是作者认为战争毁掉了最美好的东西，却被当淫秽镜头剪掉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在中国大陆上映，审片时，刘忠德说的三句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愣住了。
刘忠德：第一句，人生是不可捉摸的，就像那个羽毛和风一样，不知道飘到哪儿吹到哪儿；第二句，人生是命里注定，好像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说完这句，所有的人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第三句出来，他们都明白了。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不坚强就活不成。
“人生必须坚强”
“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说这话，刘忠德有感而发。在他所坚持的文化导向中，有两个关键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刘忠德几次提到自己在解放前的经历。很动情。
《悲怆的黎明》是刘忠德的作品，讲述了一群东北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奔赴战场，最终只有一人幸存。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刘忠德。
刘忠德：我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过来的，都是革命后代，我出生在东北，父辈1945年参加革命。我受父辈的影响很大，1948年参军，当时，我们几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奔赴战场，可最后就剩我一人回来了，你想想，当时有多痛苦！
刘忠德经常说，自己这代人对党、对国家的感情极为深厚。
记者：你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吗？
刘忠德：我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入的党，共产党是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但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没有读懂，还大谈马克思主义，是很可笑的。马克思主义伟大到什么地方？资本论，剩余价值那是科学。不久前，英国有个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世界第一伟人是谁，很多人投票赞成马克思。他是第一伟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说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记者：你如何让孩子们也信仰共产主义？
刘忠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领导力量，只有她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要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打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其中，要让年轻人清楚，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还要让他们了解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等等。我们现在做了几件事，我们向北京市幼儿园捐赠《党的知识 (幼儿版)》，这个书挺有意思，目的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党旗象征什么，党是哪年诞生的等等。
“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
在任内，刘忠德是个强硬派，港台歌星占领荧屏的趋势被止住了，他手握行政令箭，开始文化体制改革。
刘忠德：1992年上任时，国内歌剧演艺市场处于难以想象的低潮。有一次我去某个城市考察工作，得知“一场歌剧，台上一百多人，台下只有七个人”。
使他下决心“抓”歌剧的是另外一件事。国内一位著名演员哭着说：“刘部长，我已经有八年没有演过歌剧了，您要抓一抓歌剧啊！”
刘忠德：我一听，八年啊，八年可以造就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也可以毁掉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我就找本子，但看了20多个本子，没有一个我喜欢的，于是我就自己写，可写歌剧是艺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但我的脾气是话说了就要做，我就下决心去学习。为了写我第一部歌剧《悲怆的黎明》，我把艺术学院的歌剧教材通读一遍，学完了之后，又有生活体验，这才写出来。
在夫人的协助下，刘忠德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一个月写就《悲怆的黎明》，之后，剧本被搬上舞台，在北京和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演了30多场，“场场爆满”。
但是，让这个老文化部长感到无奈的是，他自己很受感动并自认艺术价值很高的一些民族歌剧依然是举步维艰，票都卖不出去。
刘忠德：我们国家的这些大剧院，很少演中国的节目，场租十几万，中国演员能进得去吗？我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而很多人就这样，只要一听是外国演出，不好也好。比如“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只有中国人这么称呼，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们到北京前在首尔演，票价不到北京的1／10。现在外国人喜欢到中国发财，有钱的老板们不懂。有些人就搞些通俗歌曲，可看的人还以为是高雅艺术。
任期内，“歌剧等高雅艺术抓得不够”也是他的遗憾。现在，刘忠德在创作和排演歌剧方面下了很大力气。8月，他创作的中国剧《天鹅湖》就将在北京公演。
刘忠德：就当弥补任内的一个遗憾吧。
思想文化管理官员难当
中国的思想文化管理官员，总会陷入矛盾的社会评论，刘忠德也不例外。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刘忠德：我这个人，不“左”也不“右”，我就按事物的规律办事。
记者：你如何看待别人骂你？
刘忠德：第一不怕，第二还是不怕。前阵去澳门，还有一份右派杂志登了我的照片，有人开玩笑说，人家骂你“左” 呢，我一看，发现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瞎说一通。
另一方面，他坦承，在中国，宣传部长、文化部长是所有部委官员中最难当的。
记者：您当了6年的文化部长，还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曾经管理过意识形态工作，对这个工作怎么评价？
刘忠德：中国的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像人们说的，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原苏联的农业部长一样，是各部门中最难当的官员。因为他涉及到要用什么样的精神引导工作，国家能不能保持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非常重要。意识形态工作还涉及到国家的性质，国家要是变颜色，肯定是这个领域出问题，不是经济出问题。
记者：您当文化部部长时有些什么原则？
刘忠德：你必须带着问题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当文化部部长，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来回答现实的问题，我刚上任时一般一个艺术门类要用一个星期去研究。文化圈很难对付，有人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八百杂耍。别说搞文化的倚老卖老，以专家自居，就是司局长们，你要让人家服气，只有学习。
刚上任时，刘忠德对每个艺术门类都花上七天时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看各种资料，并进行思考。
这些系列的思考学习决定了他任文化部长6年间的相关文化政策取向。比如，对音乐，提倡民族的和高雅的，不反对通俗的，通俗的要加以正确引导，有限度地发展轻金属、轻摇滚音乐，反对重金属，反对无调性音乐。
记者：怎么理解主旋律？
刘忠德：主旋律是包罗万象的，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都是主旋律。
记者：你的前任中很多是作家，如贺敬之、王蒙，而你不是，你怎么看？
刘忠德：我们要宽容对待别人，像我的前任后任，不能说后任骂前任，或者前任要求后任一定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做，我只是文化部领导接力赛中的一棒，只要自己尽心就行，别人怎么跑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去干预。另外，在管理工作上，很难说，谁就是内行，谁就是外行。
“国家大剧院这事，我提过四点意见”
从个人经历到国家文化大事，刘忠德几乎没有保留地悉数道来。在他任内，国家大剧院的上马是一件大事。
记者：您本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的，对国家大剧院的总体设计有何看法？
刘忠德：我现在还是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从开始到现在，我一次会议都没参加。我想，领导小组里就我学过点建筑，参与设计讨论的建筑专家不是我的老师就是同学，我去了不好。后来老是有人问我，你自己是学建筑的，怎么把大剧院搞成那样，这个黑锅我一直背着。
记者：国家大剧院上马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刘忠德：大剧院开工建设之前，周总理争取了38年。我刚到文化部时，就开始弄这事。当时全国人大想在这块地上建人大常委会，后来没成。到了1997年底，国家大剧院立了项。我去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看到四条意见：第一，由北京市设计单位设计；第二，由北京市的施工单位施工；第三，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第四，建成后归北京市管。
这四条，我一条都不同意。第一，像这种国家大项目，要采用国际招标，国际招标倒不一定由外国人来做，而是便于掌握行情；第二，国家大剧院是国家级的，它的施工必须向全国招标；第三，像这样一个工程，建成起码要花5到7年，没法赶在国庆50周年之前建成；第四，我建议建成后由文化部管。
后来的事，刘忠德说，自己就不管了。
出任国际儒学院院长是归宿？
可以说，刘忠德的大半生在和文化打交道，他还是许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些头衔中，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的称呼，引人注目。
因为儒联的关系，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受聘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
记者：您又要和孔夫子“打交道了”，而以前孔夫子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样高。
刘忠德：现在咱们国家和民族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
记者：有人提出，儒家学说的地位要得到提升，应该作为指导思想，您怎么看？
刘忠德：儒学界里，确实有人这么说过，但这是不行的。我们当今的社会虽然文化内容是多元的，但文化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做这个工作政治性很强，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我们过去可能认为一些传统文化是糟粕，今天可能恰恰是精华，儒学中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至于出任儒学院院长是否是归宿，刘认为不是。
刘忠德：只要我还能工作，就要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朝自己所认为的正确文化方向上努力。
这段时间，他和夫人牛静共同创作的中国剧《天鹅湖》正在紧张的排练，“8月23日公演，以后还要到日本去演” 。
刘忠德：有的人说，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我说中国年轻一代是充满希望的。他们思维敏捷，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当然也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问题是年轻人在灵魂深处对传统文化的疏远，当然问题不在年轻人自己身上。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成立了一个华夏文化振兴基金，让民族艺术向青少年开放。今年暑假在北京的中山音乐堂将有100场音乐会和京剧演出。
2006年，华夏文化振兴基金向北京市所有幼儿园捐赠了《党的知识(幼儿版)》万余册。
他说，他喜欢年轻人，他们是国家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