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我的Blog!
这里记录我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调查]你最低的刷卡记录是多少
招行的信用卡俱乐部的记录好像是0.53元：
见：
http://ccclub.cmbchina.com/CCCBBS/ListBBS.aspx? TopicID=100171&BoardID=1&ParentID=0&RootID=100171
还有个恶搞的：
http://ccclub.cmbchina.com/CCCBBS/ListBBS.aspx?TopicID=99685&BoardID=1&ParentID=0&RootID=99685
-
365key给人点名了
-
[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
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中国另外一个党的主席的三鞠躬呢？
龙应台
中新网10月31日电──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30日下午首次以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同时他也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
据香港文汇报引述台湾媒体的报道，马英九指出，虽然“白色恐怖”时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现在身为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
据报道，马英九30日参加一项名为“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在致词中他指出，过去他四度参加这个活动，但这次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祭典，他要代表国民党，向50年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三度向受难者致歉，他也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首度公开为“白色恐怖”事件道歉的国民党主席。
1
在北爱尔兰的恐怖爆炸活动盛行时，你进入一个餐厅时，朋友会说，嘿，不要坐在靠窗的位子，因为，当恐怖分子持机关枪从街上疯狂扫射时，坐在窗边的人先罹难。
如果你从古城耶路撒冷搭公共汽车到犹太人的屯垦区去，朋友会拉住你说，不要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是自杀炸弹最大的目标。
纽约的高楼、伦敦的地铁、巴格达的饭店、雅加达的市场，在“危险”的威胁阴影下，人们驻足不前。平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寻常空间，成为恐怖区。
恐怖分子──那身上绑着炸弹冲进超级市场的人，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他滥杀无辜。如果他只挑那“罪有应得”的人，震动不会那么大，绝大多数的人觉得与自己无关，日子可以照样过。但是一旦滥杀无辜，所有的人都被威胁了，他要的效果，也才能达到。
第二，他的目标，在他心目中，是正确的、正义的。因为目标有道德的崇高性和优越性，因此滥杀无辜是一个必要手段。
如果这可以构成恐怖活动的核心定义的话，那么执政者以公权力整肃异己，就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恐怖行为了。
2
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
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追捕者的脚步声还在楼梯里砰砰响着，往下追赶。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
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最怪异的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耳语。连耳语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儿子被吉普车带走了就没再回来。但是，连他的父母都不吭声。做父亲的照样上船捕鱼，做母亲的赤脚坐在地上修补渔网。那是好大一张网，铺开来可以盖住一整条船。小孩闹着玩钻进去，一被缠住，怎么扯都脱不了身。
1972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突然几个同学不见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给抓走了”，是我听到的惟一完整的句子。以后的几十年，事情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来过。
我们过着正常的、幸福的、向往未来的日子：读书，考试，毕业。恋爱，留学，结婚。还有，我们继续爱国，支持我们的领袖。小小的蛛丝马迹，确实被我们看见，譬如说，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就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阳光下的蜘蛛网，我们把它撩过，抹净了脸，继续热切地走向光明。
3
那被扔进黑暗里的人们，则继续腐烂。究竟是些什么人，被国家扔进了黑暗？
是王志鹏这样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去报告，王志鹏变成“叛乱犯”。
判决书说：“……按共产匪徒窃国以来，祸国殃民，世人有目共睹，大陆爱国同胞，无不以生命为赌注，冲出铁幕以求自由，王、林二员竟愚昧无知，投匪妄举实可悯而不可恕。惟查王、林二员知虑浅薄，本于我反攻政策，用示矜恤，依法减轻从宽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为试法者戒。”
是中学英语老师柯旗化。一整代人读他所编写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学、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据说，是他所拥有的《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是进步青年林书扬和陈明忠，参与了反贪官污吏的民众运动，一次一次被逮捕，林书扬被关了35年，陈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关切劳苦大众的作家陈映真，是作家和编辑柏杨，因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画。
是知识青年大学生，我的同代人，因为他们私下组成读书会，研读《资本论》，很多人被判了20年～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满，已经有人在牢里成为精神病患者。
当然还有真正的“匪谍”，譬如朱谌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4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5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同时，主事者相信自己动机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标的正确。“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6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么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天真，所以我们认真，愈天真的人，愈认真。当社会繁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跟他较真，试图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义究竟在哪里。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7
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
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拨开历史的迷雾———黄荣灿墓勾起“二·二八”与白色恐怖记忆》
走进“二·二八”纪念馆，一幅震慑人心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令人印象深刻，卡车上满载荷枪的军人托着枪杆，向跪地求饶的小贩们威吓，私烟散了满地，惊恐溢于言表。这幅画被视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圣画”，也常在民主运动中使用，但作者姓名却总被隐匿。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年方29岁的年轻版画家的创作，但火热生命却亡魂于白色恐怖中，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现葬身处。
11日上午，龙应台以文献会主委身份，会同日籍学者横地刚、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吴澍培等人，赴六张犁公墓探视木刻家梅丁衍在六年前于荒烟漫草中找到的黄荣灿墓址。黄荣灿，木刻版画家，四川重庆人，民国三十四年自大陆来台，任职师大美术系，作育英才无数，作者当年亲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作品“恐怖的检查”是现存极稀少纪录“二·二八”事件景况的美术作品。“二·二八”之后，黄荣灿并未逃离台湾，相反地仍积极活跃艺坛，遇害前还在中山堂举行现代画展，被喻为台湾第一位研究抽象画派者。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因匪谍嫌疑于马场町被枪决，事件发生后，不仅几位美术系老师合开的美术研究班草草结束，画坛写实主义也随之夭折，一位当时正在影响台湾近代美术发展的巨擘自此殒落。
半个世纪即将过去，民国八十四年发现黄荣灿先生埋骨的六张犁公墓，当地统计出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坟冢达两百多座。逝者已矣，但历史不容空白，龙应台表示，从 “二·二八”、白色恐怖、台湾文化协会、乃至于更早的芝山岩事件、清代义冢，一段段清楚的历史切片，都给人很大的省思空间。黄荣灿用他火热的艺术生命走访兰屿原住民，并用心描绘当时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民众生活，带来具有人道关怀的写实主义画风，非常具有启发性。龙应台希望透过严肃的历史，使规划中的纪念公园还原白色恐怖的史貌，也让台北人学会逃脱纷扰的争论，用更宽广的文化胸襟面对未来。
8
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
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魂葬六张犁———文化局将指定白色恐怖“乱葬岗”为历史建物》
民国四十一年苗栗客籍人士徐庆兰因叛乱被逮捕，同年8月于马场町刑场被枪决，此后尸首即不知去向。直到民国八十二年5月28日，才被他弟弟曾梅兰锲而不舍地在六张犁公墓的竹丛里找到埋尸处。经过整理，当地一共发现两百零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隐没近半世纪的历史，终于又重新出土。
文化局长龙应台17日下午会同台大历史系教授王晓波、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中原建筑系教授宪二，前往六张犁公墓顶会勘白色恐怖墓冢的历史保存价值。母亲被当作“匪谍”遭枪毙的王晓波教授表示，战后国际冷战，从1949到1954年之间，国民政府进行言论管制，处决许多异议分子，六张犁公墓所浅浅掩埋的这批冤魂，都是当年枪决后没有家属领回埋葬的受难者。
上周二文化局才在此就版画家黄荣灿事迹进行回顾，坟地现场虽经受难者家属稍做整理，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现场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说明，文化局希望经由历史建筑或古迹的指定，确认这批墓冢的保存范围与文化价值，让白色恐怖历史出土，具有正面的文化意义。
龙应台表示，今天的指定有三层意义：第一是打破过去只从“建筑”或“美学”的观点来认定古迹或历史建筑，而从历史的眼光，使所谓“文化资产”的内涵更深厚；第二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第三层意涵则是把受难者的乱葬岗纳入文资法的保护对象，避免遭到可能的破坏。
文化局在指定历史建物的法定程序完成之后，将协助社会局把乱葬岗保存成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墓园。
9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 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徐宗懋，《亚洲周刊》2005／11－06
10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政治风暴，是逃不掉的。
我看看徐宗懋，说，“办吧。”但是请他在展览时，凡是枪毙者的正面照，都必须用一面黑纱罩着。照片旁边写上一句话：“为了尊重死者和死者可能幸存的家属，我们加上黑纱。如果您愿意看，请自己揭开。”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我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11
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从10岁那年看见数学老师在黄沙操场上的“大”字尸体，我大概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今天。
12
台湾的民主，在“两颗子弹”之后，被很多人拿来讪笑，作为负面教材。是的，民主了之后，仍旧有权力的滥用、官商的勾结、多数的暴力、庸俗之凌驾于品位、混乱无能之取代效率。电视上呈现的叫嚣和充血，被当作台湾民主的注册商标，外地人开心地嘲笑，台湾人羞耻地低头。
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偏偏看不见那静水流深的地方？
13
1987年8月30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
1988年9月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
1992年，刑法100条废止。刑法100条，所谓的“言论内乱罪”，结合“动员戡乱时期”的“惩治叛乱条例”，是导致4000人被枪毙、上万人长期监禁的法源条例。
1997年9月26日，“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成立。主要诉求：1、推动平反活动。2、催促政府公布相关资料。3、成立六张犁和马场町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
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
1999年，控制言论、提供文字狱法源基础的《出版法》废除。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历经两任市长，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悼念在此被枪杀的所有政治犯。
2000年12月，台北县政府立碑纪念“鹿窟事件”。1952年12月29日，军警包围台北县鹿窟山区，大肆围捕地下共产党人，前后四个月逮捕200多人，是50年代台湾最重大的政治案件。
2001年，修订《陆海空军刑法》，使军人也受合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有四十四项“惟一死刑”修订后只剩下两项。
2001年，修订《冤狱赔偿法》，扩大赔偿范围，包括流氓。
2002年，废止《惩治盗匪条例》。
2002年6月2日，长年监禁政治重犯的绿岛设立了人权碑，碑文作者是曾在此监禁12年之久的作家柏杨：“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
14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是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补偿条例”？为何不是“赔偿条例”？“补偿”，代表你对我宽大，“赔偿”才代表你向我认错。受难者家属要求政府更改文字，但是政府尴尬了：用“赔偿”，那么是不是代表从前的法律全都错了呢？是不是所有的法官、警察、狱吏、公务员，当年的军人，都得追究责任、判刑呢？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到2004年9月为止，依据这个条例已经受理了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台币。
冤假错案在补偿之列，那么，真正为共产党渗透到台湾来的“匪谍”被逮捕、枪杀，在60年后的今天，补偿不补偿？
15
我把条例拿在手上。短短14条，薄薄两张纸，却重得像铁，沉得像一口黑井。那文字，简单，利落：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戒严时期，台湾地区系指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严之时期；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系指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严之时期。
第三条……为处理受裁判者之认定及申请补偿事宜，得设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其董事由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及受裁判者或其家属代表组成之。
受裁判者及其家属代表不得少于基金会董事总额四分之一。
第六条补偿范围如下：
一执行死刑者。
二执行徒刑者。
三交付感化（训）教育者。
四财产被没收者。
第七条基金会应独立超然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依调查之事实及相关资料，认定受裁判者，并受理补偿金请求及支付。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补偿：
……
二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
凡是依照今天的“现行法律”不算触犯内乱外患罪的，或者没有实据的，都可以获得补偿。
是的。即使是真正的“匪谍”，只要当时不是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在今天都是补偿的对象。
16
2005年10月30日下午，上百位老人家，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相互扶持地蹒跚行走。秋天的风猎猎地吹，他们的头发，全白了。
这地方叫马场町。过去这几年，每一年秋天，他们来到这里悼念他们50年前倒下的左翼同志。尸体在移走前，地上总有一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把血掩上。据说，因此这儿就有了一个山丘。
2005年10月这一场秋祭，他们献给那永远年轻的同志的诗，是这样的：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2005年，半个世纪之后的国民党主席也在现场，他向老人家深深、深深鞠躬，老人家微微回礼。
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
17
2005年2月27日，被国民党政权监禁过21年的政治犯陈明忠破天荒地踏进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发表演讲，题目是“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老人最后的结束语是这么说的：
“我与妻子，及妻子的兄长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然而，今天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与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只是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在下一代发生，因此台湾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反省的话，光是道歉或是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内战敌对状态，岛内的族群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缔造永远的和平。”
老人的宽厚、平和，令人动容。这是一个不曾被打倒、拒绝被扭曲的灵魂。
18
可是，“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
2005年11月22日于台湾清华
-
[转贴]黄河万里 —— 一个人与一条河的悲剧
多维记者高伐林／
水位日益抬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进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为了黄河下游的安宁，渭南“舍小家，保大家”，整整牺牲了45年，各县洪灾几乎没有间断过。这还不包括延续40多年至今仍在困扰着的移民难题……
这究竟是谁之过，是天灾还是人祸？
黄河万里：一个人与一条河的悲剧
──多维专访黄万里的女儿谈父亲（1）
多维记者 高伐林
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女士问清多维记者的名字是哪三个字后，这位颇为率性的女性笑了：怎么还有叫“砍伐树林”这么个名儿的？也真巧了，前几天我还碰见一位叫“黄河清”的，人挺好，可叫那么个名儿……
多维记者倒不解了：我这个名字不合时宜自不待言，“黄河清”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
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后，1953年全家合影。（黄肖路提供）黄肖路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吗？我父亲最反对“黄河清”的说法了！
为什么？
这就说来话长了。
“黄河清”的前半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就是五岁的中国孩童，也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对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贡献。黄土──黄河 ──黄皮肤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天然地与黄河具有感情联系。然而，黄河“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光未然《黄河大合唱》歌词），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泥沙俱下，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
历代政府都为治理黄河伤脑筋。“黄河清”这句话前面还有半句话：“圣人出，黄河清”──黄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是表达了一种缥缈的愿望？还是用反话来断言黄河根本不可能清呢？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选定在三门峡筑坝，修建“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向全国人大代表宣布了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是由中共有名的“笔杆子”胡乔木修改的。1955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一千多位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禹的父亲鲧用“堵”“拦”方式治河，失败了；随后有了大禹治水的“疏”“导”原则。现在，中共要否定之否定，一个重要用意，显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来证明毛泽东时代“圣人出”！──谁是“圣人”？那还用问吗？
当然，三门峡水库的经济目标还是有的：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就可以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共产主义了。
1963年黄万里带长子观鸿探望父亲黄炎培。两年后老人去世。（黄肖路提供）那是工人高唱“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的岁月，那是农民宣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岁月。这是中国人历史命运的宿命：三门峡工程既然是毛泽东钦定的，委托“苏联老大哥”来设计大坝，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中国科技人员，谁敢说个“不”字呢？水利专家张光斗担任了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势不可挡。
说“不”的只有一个人
势不可挡，还是有人挡，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三门峡工程说“不”。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一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一个人──黄万里。
黄河的命运与黄万里的命运扭结在一起难以分开。
黄万里并不是个无名布衣，他的学历在当时的中国水利界无人能出其右，三十多岁时担任过国民政府时期的甘肃省水利厅长，随后应中共邀聘，又担任过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尽管在三门峡之争时，他的头衔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可他是中国着名民主人士、官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是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的女婿。
说到黄炎培，他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中得风气之先的那批杰出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1945年12月他去延安时直言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面对年长15岁的黄老，53岁的毛泽东回答得极为自信：“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呜呼！事过12年，“周期率”就再现了。在最高领袖说一不二的年代，“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一个清华教授黄万里的不同意见，实在是太微弱了！跟白说有什么区别？
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在“反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头，不管毛泽东是否真心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黄万里决定本着自己的学术良心说话行事。
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与会专家交口称赞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只有黄万里摇头。他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黄万里的小女儿黄肖路定居美国。她身后的画和对联是北京家中的复制品，梅花是何香凝所画，赠给黄炎培的。两旁对联是清末状元张謇题赠黄炎培：“此意要为知者道，虚名何用实之宾。”（黄肖路提供）再次举行七十多人的三门峡讨论会时，工地施工实际上已经开始，“反右”也已风声鹤唳，当权者说是“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心中有数，这是要大家为苏联专家的方案背书。即便对工程心存疑虑，也闭上了嘴。黄万里却不识相，舌战群儒，坚持“不可上”，和苏联与中国专家激烈争辩七天。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什么时候知道我父亲是个水利专家呢？就是在他去参加了七天辩论会的日子。三门峡大坝要定案，确定到底三百米还是多少米高，召集了一批专家开会。我爸当教授，从来没有小汽车来接，但是这七天里，至少有三天是有小汽车接送。那时我哥上高中住校，家里就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我还记得我父亲对我妈和我说：他们这样是要闯祸的！我跟他们说了，不能修坝，黄河的水不能变清，他们这是对子孙万代不负责任！他还说：‘我当场就写了两首诗骂他们。 ’──这两首诗现在我也没有找出来，后来一直也忘了问他：是哪两首诗？他留存到今天的这些诗，我一篇一篇看过来，好像都不是……”
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在支流水土保持见效后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360米高程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要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对于不从事水利的外行来说，对以上道理或许难以判定是非；但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连中学生都不难回答的：过去，黄河每年将黄土高原的16亿吨泥沙冲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坝一修，泥沙不再会被冲到下游与海里了──可泥沙哪儿去了呢？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
紧跟喜报而来的灾难
灾难果然来临，报复得又快又狠，没等到三年五年，更没等到十年八年。
1960年三门峡大坝竣工蓄水的喜报传遍全国之后仅仅一年半，黄万里所警告的“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恶果，就一一应验。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硷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了34 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硷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返库移民与当地国营农场拉锯式地争夺本属于他们的故园土地，造成双方人员受伤，矛盾不断升级激化。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黄万里是中国着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三子，这是黄万里1937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九人相会于上海。前排成人为黄炎培与夫人王纠思，后排左一为黄万里。（黄肖路提供）还不仅如此。黄万里切勿修坝的意见在七天辩论会上被否决之后，他看到胳膊扭不过大腿，退而建议说：“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得到与会者全体同意和国务院的批准。但后来现场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还是全部堵死了。
1962年以后，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危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结讲话提出：改建刻不容缓，要做到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于是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第二次改建还是没能挽救黄河。上游日益恶化，从1972年起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据了解，当时中方向苏联提供的黄河勘察数据，有很多并不真实。例如，黄河年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告诉苏联是13亿吨，还乐观地预测说，由于上游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泥沙量将每年减少3％，20年内将共减少60％。这就使苏联在三门峡工程失败后有了理由不承担任何责任。
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世界水库史上最失败的一项工程。
有谁想起早就预言警告过这一切的黄万里呢？
黄河毁了，黄万里也毁了
1957年5月，因为在三门峡问题上唱反调、被当局侧目而视的黄万里，在《新清华》上分两期连载了一篇标为“小说”的《花丛小语》，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小说”中人物议论：“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作品还讥讽在三门峡论证中，有些专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带泥沙的，却仍跟着高唱“黄河清”，并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黄肖路对多维记者回忆说，“这期《新清华》出来，蒋南翔马上上报给刘少奇，很快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后来传出来是这样：父亲在《花丛小语》的开头写了一首《贺新郎》，毛泽东先看这首词觉得挺好，后来越看越生气，就说‘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后来《人民日报》登‘右派’言论的专栏就叫‘什么话’，‘右派’大毒草第一篇就是拿着《花丛小语》开刀。”
黄万里1995年接受采访时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多维记者查到：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一天报纸第六版，在毛泽东题写“什么话”栏目下，刊出了《花丛小语》。此后“右派”反面教材都登在这个“什么话”专栏。《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批判黄万里的文章，九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黄肖路对多维记者回忆说：“‘反右’时我11岁半，自己会看大字报了。我祖父黄炎培的五个儿女，加上一个女婿，一共六人被打成‘右派’。祖父本人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是毛泽东的策略吧──黄炎培在政治上与‘章罗联盟’那帮人还不一样。”此前，1954年，黄炎培将“统购统销”政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向毛主席提出意见，随后在人大内部会上遭到批判。
但黄万里的诗才，让毛泽东印象难以磨灭。黄肖路介绍：“李锐在当毛泽东的秘书时，在庐山听他批黄万里，但在三门峡败象已露时，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又夸黄万里的诗词，对黄炎培说‘听说你有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章士钊当时也在座……”
毛泽东称赞黄万里的词，表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黄万里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处境，却附诗词上书：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是1957年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终于得到了右派“改正的决定”，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改正的“右派”，最后一个是钱伟长。
听说黄河难治理，我便立志治黄河
黄万里坚信，如果中央领导给他机会讲解半个小时，黄河决不至于如此。因为他对黄河治理的症结，实在太了解了。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他的大哥黄方刚学哲学，二哥黄竟武学经济学，二人均从清华毕业后留美，与黄炎培当时正提倡的职业教育有所差距，父亲决定让黄万里学桥梁工程。黄万里考入唐山交通大学，1932年，他学满五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用英文发表了颇有创见的三篇论文，由中国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审定作序，由学校出版。
黄万里在杭江铁路当了一段助理工程师。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云梦县一夜间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惨重。黄万里受到了震撼。他后来说：“当时唐山交大同学有三人放弃了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出国改学水利，我是其中一人。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黄万里拜见了父亲的学生──曾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之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的所长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应该说，这是后来黄万里比别的水利专家更具慧眼的关键：他不只懂工程，而且懂水文──他明白一条河及其流域是一个有生命、有历史、有未来的有机整体，对治理河流，就不是只盯着河道的哪一段“口小肚子大”适合修水库、电站。
1934年，黄万里考取了庚款赴美留学，先后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大学工程博士，还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方法。
黄万里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构邀请黄万里坐船参观整条河流。这些经历，使他眼界大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将使河床产生演变。悟性极高的黄万里，明白了以前所学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回国，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选择了去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当一个水利工程师。抗战爆发，他赴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曾用四个月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四万元，节约预算六分之五，灌溉农田1.5万亩。
他沿着岷江从河口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进行了实地勘察。晚年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还没有形成地貌学，在回国工作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自己在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
1947年，他应聘担任甘肃水利局长。从此，他与黄河结缘，一生梦魂缭绕于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了。
黄河壶口。（《中国国家地理》）1949年，黄万里应中共之邀担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没多久，他感到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便毅然辞去了官职，带全家回唐山交大，开始了后半生的教书生涯。随着学习苏联，院校调整，唐山交大改为唐山铁道学院，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1953年初，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他生动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让学生们过了半个世纪还记忆犹新。
在他的课堂上，大自然就是教科书，自然现象就是问题。他当年的学生、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三一说：黄先生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它们是遵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黄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黄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须在黄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 inesenewsnet.com)
拯救黄河不死心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黄万里工资从教授二级降至四级，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不能被称作“教授”……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饥饿难熬。可就是这样，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他做不到冷眼旁观，顶着“右派”帽子，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艰苦卓绝地从渭北高原返回三门峡库区家园的移民，不知道黄万里是谁；2003年渭河流域被洪水洗劫一空的灾民，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四川那些拼了命不许夺地修水电站的农民，不知道黄万里是谁。
他们不知道，如果黄万里当初的主张被当局采纳，他们不会遭受那样的苦难，中国不会遭受那样的苦难──至少，不会遭受那样深重的苦难。
黄万里最小的女儿、现住美国马里兰州的黄肖路女士，转述了一位朋友2001年听到的流传于北京的三句话：
不听马寅初的话，中国多生了几亿人；
不听梁思成的话，中国拆了一座老北京；
不听黄万里的话，中国毁了一条母亲河！这三个人都与清华有关系。曾昭奋教授也曾提到这清华的荣耀、中国之耻辱：“20世纪50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振聋发聩但却不合时宜的声音”，结果，马校长被罢官，梁主任挨批判，黄教授戴了帽，“三位老人都走了，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呵斥，罢官与戴帽，都由他们默默承受，默默带走”……
本来，已经不需要多维记者来写黄万里──着名记者戴晴写过他，着名旅美作家郑义写过他，中国旅德学者王维洛写过他……他们的笔触都饱蘸热泪：他的悲剧经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睿智远见……正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单之蔷在该刊“走遍世界去问河”专期中说：“你在网上敲进‘黄万里’三个字，你会发现‘黄万里’三个字的含金量。清华水利系尽可以放心了，有了黄万里，清华水利系再也不会耻辱了。”
但多维记者在读了赵诚着《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黄万里的同事、学生文集《追寻黄万里》之后，尤其是在与黄万里的女儿谈过之后，深切希望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
父亲好象老唱反调
黄肖路对多维记者自称是“家里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也很懒散”，但她最自豪自己“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最长，知道的事最多──比五个哥哥姐姐了解的多得多，每件事都知道。”“因为从1958年起，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结婚之后两年半也一直住在父母家──一共有24年了。”“有 5年只有我和我妈，只有我们两人，我妈当然就要讲祖父、外公和父亲了。”
黄肖路很感谢戴晴，“是戴晴首先把黄万里的治河思想介绍给全中国、全世界。”她有个计划，要先跟戴晴一起写一本《黄万里诗词本事》，“把我爸的诗词中写到的人和事，都详详细细地写出来，他骂的人、夸的人我都要写。我搜集了很多老照片。”黄肖路说，不仅要写我爸，还要写我在清华园里生活了几十年所见所知的人，写父母双方的亲戚和朋友──包括母亲丁玉隽家的亲友。黄肖路家族父辈中与中国当代重大事件有瓜葛的也确实多，黄肖路藏头露尾地漫谈，一串一串：“文革”中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我的一个舅舅与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一块儿被捕，我外公丁惟汾给张学良打了电报，要他别杀他们，但也别放他们”；“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是唐山交大，号称‘东方的康奈尔’，唐山交大考上官费留学生到美国的人，都上了康奈尔。有名有成就的可多了，茅以升、林同桦、林同炎（木字旁）……”……
黄肖路对住了很多年的清华园的人和事如数家珍：“我父亲没上过清华，但是我大伯、二伯都是清华毕业的。1953年1月11日我们全家从唐山来到清华，我爸就去一一拜访他大哥二哥当年的校友、1921届和23届的老同学，包括梁思成──可那时林徽因病重，我爸没见着，就这么错过了。”“梁思成1921年上清华学堂，与我大伯父黄方刚是好朋友，上完之后都去美国留学。当时张学良要建设东北，成立东北大学，梁是工学院院长，我大伯父是文学院院长。”
她有许多回忆不肯轻易对多维记者“解密”，想留着自己亲自写。不过，她不经意间仍然随时透露出一些生动的细节：“1952年思想教育运动，说我爸有 ‘崇美思想’。其实那时他和我们全家都是刚解放了的感觉，挺拥护共产党。大学生们抓着我，我叫黄肖路，又排行老六，他们就叫我‘黄小六’：‘黄小六，你说说你爸有什么思想？’我说：‘臭美思想！’──我哪儿懂‘崇美’！”
黄肖路当时小小年纪，实在不懂学水利的人怎么那么爱吵架：“我们在唐山的时候，助教来家跟我爸谈起工程上的事，都是高声大嗓地争论，一直说到出门了还不住嘴。当时我的印象是我父亲好象跟别人老唱反调。”
手术后依然一身傲骨
“当时并不知道他更有道理，”她是后来才懂了父亲在治理黄河问题上唱的“反调”，其实是“正道”。“当时他被打成‘右派’，我确实认为是他犯了错误，是毛主席说得对，是党说得对。特别晚，到了1980年代，我读到了一份手抄的《花丛小语》，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个罪证，印象太深了！我这才觉得事情不对头：哟，我爸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这个！这有什么错？”
虽然当时无从判断父亲的治河方略，但是父亲当时为黄河梦萦神牵的音容笑貌，黄肖路至今历历在目。没人肯听黄万里的意见，他只能天天忧心忡忡地对妻子、女儿说个没完。“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他对我说，这样会闯祸啊，把我们中国最好的关中平原都破坏了，地上都会出好多盐硷……我不懂，他就解释说西安附近那一带平原是产棉区，修了水库，千万亩棉田就盐硷化了──他老跟我妈说，跟我说，吃饭的时候尽对我和我妈说这些事。”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1994年父亲得坏死性胆囊炎，病危，她赶回国去探望；从1996年起每年都回去。年已88岁的黄万里住院检查，发现前列腺肥大变成前列腺癌，大夫说要赶快动手术。黄万里却不肯，他那时正在为反对长江三峡修坝大声疾呼呢，说“我一个敢说实话的堂堂男子汉”，怕一动手术，失去阳刚之气。在儿女们劝说下终于还是动了手术，黄万里依然是“堂堂男子汉”，依然有一身傲骨。
“等我2001年8月3日带着儿子回去，他已经住了几天院，脑子缺营养，不能进食，靠点滴……”
寿星本人来不了
黄万里得知清华水利系定在这一年8月20日他九十大寿生日时举行庆贺会，非常期待。8月初时，老问：“还有几天哪？还有那么多天哪，不行了。”他鼓起最后的生命活力，希望能够出席。黄肖路回忆说：“他前列腺癌转成骨癌，又转到别的内脏……他常常处在昏睡状态。他想在会上见见大家，提出改在18日开吧，他提出个‘浮动生日’的理由：‘我母亲是立秋之后第11天生的我’，每年立秋的日子不一样嘛，那年立秋后的第11天就是8月18日。但他的户口本上写的是 20日，20日是星期天，总不能改在大家上班的日子开祝寿会啊，没法提前开。不过家人怕他坚持不到20日，那几天我们都给他买了寿衣了，18日就在家里提前为他庆寿，那天白天他还起来坐在轮椅上照了相，到晚上就连轮椅都不能坐了，只能躺着……”8月19日，他开始发高烧，但仍然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
在清华水利系一个老式大教室举行的中国最优秀的水利学家黄万里祝寿会，有100多人出席，寿星本人来不了，来的都是他的老同事、亲朋好友和学生，其中还有比他年长九岁，已经99岁的施嘉炀教授。并没有头衔显赫的来宾，然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来了一位政府使者参加祝寿会，表达另一个国家对他的敬意。
祝寿会上许多人都讲了话，赢得最长久掌声的，是他的长子、黄肖路的大哥黄观鸿致词中说的“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一个星期以后，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与世长辞。“父亲去世时没有感到太大的痛苦，他没有说哪儿疼，只是呼吸很困难……”
最可怕糟蹋河山是自己人
黄肖路的丈夫章贤杰先后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在一个科研中心研究耐高压、耐辐射、高强度的材料。他们的儿子生在中国，女儿生在美国，儿子在黄万里拿博士的伊利诺大学学政治科学，现在从事人事管理；女儿在麻省理工学院拿物理和化学的双学位，现在正在申请医学院。黄肖路来美国后学过电脑课程，又创办过托儿所。但现在她最大的心愿是让人们了解自己景仰的父亲──“我不觉得光是缅怀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通过介绍我父亲，为我们民族提供教训，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
她说：我给儿子和女儿讲过很多次父亲。我女儿2002年进大学，看了一些翻成英文的介绍她爷爷的材料；我儿子也知道一些他的事迹。得知克林顿给黄万里回信，儿子很奇怪：美国总统干嘛要给我爷爷回信？我就对他说了些前因后果。戴晴这次来美国三个大学用英文演讲《黄万里与中国江河》，我要她将讲稿、将我父亲去世时她写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儿子25岁那天，把这些英文文章全部刻在一张盘上送给他当生日礼物。
黄肖路的儿子叫“道一”，女儿叫“进一”。她告诉记者：儿子的名字是黄万里取的。80年2月底他收到右派改正的通知，十分高兴，3月22日这个孙子出生，他就取名“道一”，取的是孔子“吾之道一以贯之”之意：并不是我错了，我是一直这样的，是你们承认了、改正了错误！
虽然黄肖路后悔没有请父亲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但她对女儿的名字赋予了很多意蕴。“我是与母亲一起给孩子取名的，母女情深，自己有了女儿就特别高兴，我妈叫丁玉隽，我想跟妈的‘丁’姓连起来──就像丁肇中将他发现的粒子取名为‘J粒子’，J字就像中文的‘丁’字──给女儿取名Jenny，我妈说，中文名字就叫音相近的‘进一’吧。繁体的‘进’字中有个‘佳’，我妈名字中的‘隽’也有个‘佳’……”
黄肖路几次提到很想给中国的决策者写信，敦请他们重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迟迟不能翻身的根源之一，就是没有按照自然规律来治水啊。她说，《中国国家地理》执行主编单之蔷的文章很好地阐述了黄万里的治河思想，“要是听了我父亲的意见，中国哪至于有这么多失地、贫困的人口，哪里会有这么多请愿、抗议的事件？“中华民族这么对待自己的好儿子，不光不发挥他的作用，还要迫害他，这不是自毁吗？最可怕的毁灭中国的力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侵略者，而是糟蹋大好河山的自己人啊！”
她特别希望有一个网站，“将我父亲的东西、写我父亲的东西都放上去”。
多维记者问黄肖路，你小时候成长在兰州，当时对黄河有什么印象吗？她说，那时太小，没有印象。对黄河最早的印象是在哪儿也记不清了，好像是在济南吧……
记者还记得自己最早见到黄河，是1967年“文革”最乱的时候从北京返回武汉，天未破晓，火车在京广铁路上从黄河大桥上驰过。十几岁的孩子，震撼于黄河河道之宽，足有十来公里吧？更震惊于黄河河水的浓稠，浓稠得似乎连一个浪头也翻不动。黄河，究竟我是该嗟叹你的疲惫，还是该赞叹你的坚韧……
写到这里，欲哭无泪。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说：“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颤抖：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几天内就回信，致谢并向他咨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卵石堆在水库中比沙更麻烦
黄万里与长江结缘，比他与黄河结缘还要早。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到昆明，回来时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历时三个月。沿途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黄万里后来写道：“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现通译为“大峡谷”）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对《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作者赵诚讲过，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峭壁河道上测量，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曾有三人在风浪不大的川江上工作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样的悲剧使他“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他形成关于水文地貌学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四川盆地一带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
基于这一实地考察的结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认为这将造成比黄河三门峡更大的灾难──黄河河床是沙，沙淤积在库中还可以设法冲走；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是卵石，卵石堆积在水库中，就不可能冲走。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我爸关于长江的最早的文章，应该是1986年登在《华东水利学院学报》上。那时关于三峡工程，还没有拍板定案，还可以冒出些不同声音。
寄出无数封信没有回音
1985年3月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这一年，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在全国人大通过，中共十四大刚结束，黄万里以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等论稿。他认为：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他先后三次致书江泽民，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
在信中，黄万里还附上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是三峡是李鹏坚持要上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决策者深刻反思总结。而“长官意志”为什么主上呢？作家郑义在《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文中分析说：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郑义的说法并不是无端揣测：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涉嫌贪污钜款而失踪，不就透露出了冰山一角？
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挡了他们的权路、财路，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当局公布什么，他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方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算。
着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写过三峡，他在请教一些专家时，“他们都说黄万里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在80年代并没有进入三峡的论证小组”。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在局外焦灼地关切长江的命运。
李锐在写给领导人的信中披露，黄万里同他谈到这样一个细节：“钱正英春节曾来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黄的亲戚），可是就是不让我参加三峡论证。”
黄万里回忆：在三峡大坝开工前，写了三封信。大坝开工后，又写了三封信──给上面一共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他不仅接着写，还向监察部去申诉，对决策者拒不答复人民来信，他要讨个说法──虽然他得到的，还是不答复！他还一度诉诸法律。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甚至激愤地对他说：“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无人出版他的着作
黄万里毕生的学术着作一直束之高阁。20世纪90年代，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那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在亲友中散发。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但黄万里没有资格在那里出书。2001年黄万里90岁寿辰前，经领导开恩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课题费中凑了钱，为黄万里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500 本，一下就被人要光。
在他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起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觉得话没说完，遂索纸笔写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话。
一贯主张疏导的黄万里，为何提出“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对如何拦得严密还想得那么细？记者读到此，百思不解。后来读到郑义的文章，才恍然大悟：“三峡钜祸已经铸成，莫可奈何。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补救之策。临终之际，他仍然不忍以灾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欲以‘钢板钢桩’来拦堵三峡大坝必将经常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他生病时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去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形式报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张光斗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黄万里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应验了。
黄万里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尚待时间来证明。这时间将有多久？(记者高伐林)
-
[转贴]Mini的使用指南
（1）移开座位边上的安全带，到门边一侧。
（2）把座椅轻轻向前移动。
（3）放低一定程度的座椅靠背。
（4）把小头枕或衣物放在座椅靠背和座椅连接部位，使你的同伴感觉更为舒服，同时减轻座椅靠背和座椅连接部位对同伴背部的不适感。
（5）确认已经采取了紧急静止刹车。（就是手刹）
（6）该车有很多空间用来存放衣物，还有门把手也可以利用。
（7）注意：要小心你的脚会触动仪表盘上的开关，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确认你已经关闭车窗、车灯以及其他开关。
（8）找一个在前面可以放脚的地方。
（9）副驾驶位置上的空间更大一点，但是驾驶位置上或许适合女上男下体位！
（10）不用担心车子发生摇晃，因为该车拥有比较硬朗的悬挂！！
-
[转贴]给新诗人的忠告
不要以为把小jj插到土里就强奸了整个地球
不要以为也许小jj朝天就强奸了整个宇宙
不要以为火山爆发就是地球来月经
不要以为地震就是地球做爱时的呻吟
不要以为拉不出屎就是地球没引力
不要以为太阳系是太阳做了九次爱以后形成的…..